疫情后，我们的城市会变得不一样吗？| 看不见的城市
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所提倡的“邻里生活”似乎在逐渐成为现实。
从历史上看，有好几次大流行病都带来了城市规划的改变。19 世纪，疟疾横行，人们发现通风不良是导致疟疾大流行的重要原因，最终兴建了很多通风良好的林荫大道和中央公园。而 1830 年的霍乱，最终让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下水道系统
疫情爆发后，关于城市最多的讨论来自于城市密度。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纽约占据了整个美国一半的新增确诊病例。许多学者认为纽约城市密度过高，每位市民每天都不得不大量与人接触，加上纽约这种城市的高流动性，都是令疫情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纽约人搬去了郊区或低密度城市。根据纽约搬家公司 FlatRate Moving 的数据，在 3 月 15 日至 4 月 28 日之间，从纽约搬到康涅狄格州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4%，搬到新泽西州的人数增长了 38%，而搬去长岛的人数增长了 48%。
1970 年，一名年轻的荷兰记者雷姆·库哈斯出版了一本写给纽约的情书——《癫狂的纽约》。这本书帮助年轻的库哈斯从记者走进建筑领域，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建筑师之一。50 年后，库哈斯也认为应该逃离高密度城市。
今年 2 月，库哈斯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开了为期半年名为“乡村——未来”的展览。库哈斯在艺术月报《艺术新闻》的采访中表示：“在这个时间点，城市也并非完美无暇。城市目前极其拥挤，极其昂贵，同时也受到严重污染，我觉得城市的吸引力正在急速下降。”
密度不一定就是元凶。疫情期间，纽约市民住房与规划委员会（CHPCNY）就发布了一篇关于城市密度与疫情的报告。报告称，“城市密度”这个说法过于笼统。韩国首尔每平方英里居住了 4.2 万人，是纽约人口密度的 1.5 倍，但纽约市的人均病例数却比首尔多 343 倍。纽约市郊区在疫情中所受冲击很大。曼哈顿是纽约密度最高的行政区，但疫情数字却是最低的。
“城市化的基本原则就是城市密度。”城市创新组织 Sidewalk Labs 的城市系统主管罗希特·阿加沃拉（Rohit T.Aggarwala） 这么认为。Sidewalk Labs 隶属于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城市令足够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因而有更多的工作和商业机会，但也意味着每个人拥有更少的空间。高城市密度可以提升人均资源利用率，但随着密度增长，也会带来城市资源的不佳配置，进而导致摩擦。
比如公共交通与城市公园就是资源配置不佳的典型案例。自二战以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街道分配给汽车和公共交通，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则越来越窄。虽然人口密度很高，但行人似乎无路可走。在全球范围内小规模地兴起了 “抢回人行道”的运动，但反响不大。
此次疫情大流行期间，人们上街出行需要与他人保持 1.5 至 2 米的安全距离。但大城市中越来越窄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很难提供足够的空间。于是，更多人开始赞同扩大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了。
意大利伦巴第地区通过增加临时自行车道、加宽人行道和对机动车进行限速，从而优先考虑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在疫情期间，由于人们被封锁在家，道路变得更安静了。根据悉尼大学的研究报告，从 2 月下旬到 5 月，全球碳排放量下降了 4.6%，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碳排放量下降。
疫情期间，出行虽然受限，但人们非常渴望去公园。无论是一个人休息，还是几个人野餐。公园成为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舒缓焦虑的首选场所。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公园。
美国公共土地信托国家计划的副主任内特·康普顿（Nette Compton）说，“在全国范围内，有 1 亿人（包括 2800 万儿童）在离家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内没有公园。”据《大西洋月刊》旗下专注城市趋势的网站 Citylab 报道，这种不平等现象在全球城市范围内存在。在很多低收入地方，社区安全或卫生是被优先考虑的事项，而公园并不在有限的预算之中。
比建设一个新公园更快速的做法是将受疫情影响而闲置的停车场改造成公园。美国停车预定公司 SpotHero 的数据表明，美国自 3 月中旬以来，停车需求下降了 90%。荷兰的三个城市规划咨询公司发起了一个名为“街区度假” （Vakantiestraat）的项目，该项目号召把街道交还给人们而不是停车场，他们不仅设计了如何把街道利用起来做为公共空间，还设计了如何在这样的公共空间周围规划地区商业。
除了停车场，其他城市空间在面临重新利用。在疫情期间，工作和教育都搬到了线上。孩子需要在家读书，而父母则需要在家开电话会，很多孩子其实没有好的学习环境。比利时的贝尓福博物馆（Belfort）便将宽敞的大厅改编成了自习室，学生可以在 13 世纪的老建筑中安静地学习。
疫情也催生出了一些新的公共设施。比如，巴黎市政府与户外广告公司德高集团（JCDecaux）合作，在全市 1500 个公交车站和 435 个公共厕所安装了免费的免洗消毒液分配器。据德高集团称，其他城市也表示有兴趣实施这一计划。
在疫情非常严重的纽约，人们自发建立起了公共设施——“社区冰箱”。在布鲁克林的 Playground Coffee Shop 门前，放有一台被涂成紫色的冰箱，冰箱上写着：“免费食物！拿一点，留一点，保持干净！”冰箱里面的新农产品来自于社区周围的邻居、过路人或募捐。Playground Coffee Shop 运营了 3 台这样的冰箱。
第一个“社区冰箱”诞生于 5 年前。德国纪录片导演瓦伦丁·图恩（Valentin Thurn）在 2010 年拍摄完电影《垃圾的味道》之后，决定为平均德国人每年扔掉的 176 磅食物实际做点什么。于是他发起了全球第一个社区冰箱。图恩还建立了一个社区冰箱的分享平台——Foodsharing.de，在第一年，网站成员们便节约了近 30 吨食物。
社区冰箱在疫情前便已在纽约出现，但由于纽约市的严格规定，社区冰箱并未在纽约普及。此次疫情期间，纽约卫生部对社区冰箱采用了默许的态度。纽约的社区冰箱组织者们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将社区冰箱推行至全美范围。
疫情把更多的街道交还给了行人，但因为人流量骤减，很多店铺都被迫关停。很多还在运营的店铺都加大了线上的业务比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甚至诞生了全球第一家“线上酒店”——HomeSuiteHome。
所谓线上酒店，其实是一个本地实体店的小联盟。通过 HomeSuiteHome 这个线上平台，使顾客在自家里也能享受酒店才有的服务。比如，通过社交软件提供礼宾服务，当地餐厅的晚餐送餐，甚至还有脱口秀艺人的表演。目前与 HomeSuiteHome 已与荷兰的 14 家本地企业达成合作。
HomeSuiteHome 的创始人在城市趋势观察网站 Popupity 的采访中说：“我们创建这个项目是为了带回积极感。希望这个项目不仅可以帮助当地企业，还可以使人们在不确定的时期保持微笑。”
除了加大线上投入，混合经营也是一种新的抗风险的方法。疫情期间，很多餐厅选择关店。但也有很多餐厅利用自己的食材渠道转型为街角杂货铺。比如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小酒馆 The Four Horsemen ，就是第一批将在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减少人为干预的“自然酒运动”带到纽约的小酒馆。加上它的北欧装修风格，它曾是家居杂志报道的常客。疫情期间，它把名字改成 Next Door Space，转型成一间销售葡萄酒、咖啡豆、艺术品和家居用品的杂货买手店。
△ The Four Horsemen 门前。图片来源 | The Four Horsemen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人越来越多，每个居民区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小杂货店。美国城市规划师尼尔·海勒（Neil Heller）认为，政府应该放宽社区内小空间的使用许可，这样，很多居民区内的小空间，都可以被重新利用为小餐馆、咖啡厅和杂货铺。这些小空间可以成为城市规划者们所说的“十五分钟之城”的一部分。
所谓“十五分钟之城”，指的是你从家出门上班或送孩子上学、去咖啡厅见朋友、去公园散步，一切步行或骑车十五分钟便可到达。这背后需要非常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目前，每个纽约人平均需要花 43 分钟才能上班，而且还不是步行。
今年 6 月底，巴黎首位女性市长安妮·伊达尔戈成功连任。安妮·伊达尔戈的再选宣言便是，将巴黎变成由无数社区组成的十五分钟之城。整个城市的交通也会重新设计，迎合行人而不是汽车。
更宽敞的人行道、更多城市公园、更多社区店，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所提倡的“邻里生活”似乎在逐渐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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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凯 | 编辑：赵慧
校对：李起光 | 微信编辑：费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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